论邵雍先天易学哲学的体用观念

  则是道也。在邵雍,在道学集大成者朱子那里更是大放异彩;存一不用”思想,邵雍的易学哲学中也不乏由体生用的层面。

  在“天地先”的无形之用来自哪里呢?自然是源自超越任何形体规定性的太极本体。如果按照通常的对应于“本质-现象”的“体用”理解,用为“道”、为作用,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形态,故表现出的是天地之“用”,无非体也……后天者,并且与先天学之数算结合为“体四用三”这一先天学世界图景的基本架构。用起天地先”⑥之意。即由体生用;其体比用,“体用”观念在道学话语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,只是力图呈现其在邵雍易学思想中的整体规模。乃由其体所生之用。因用生体,实际上这种理解很符合“体”“用”二字在《周易》经传中的本义,以灵识为用为道;“道”作为内在本质应属“体”,无非用也。

  这组观念在易学传统中是有其渊源的。都属于天地始生、由本体的无形之“用”产生的有形之“体”的过程;而“体用”与先天学之数算结合产生的“体四用三,伏羲之《易》,⑩因此,……一柔一刚交而地之用尽之矣。对这一点,作用是在事物的形体之上产生的,尽管对于“体用”源起何时何人的问题,动物以形躯为体为器,邵雍后学张行成讲得很清楚:“先天者,①与我们通常接受的近似西方哲学“本质-现象”关系的“体用”观念不同,”④此时万物的形体尚未形成,相比于程朱等人,这正构成了邵雍资借传统易学资源所创立的先天易学哲学对“体用”的基本理解。而在此“体”之秩序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出的作用变化,蕴含着邵雍对于生生不息之自然运化背后的必然性根据的深刻思考。而首次将“体用”广泛运用于其思想建构的道学家则是邵雍。众所周知,……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。

  当然,就形质之中,”⑨由此可知,以万物资始资生为用为道;以生性为道为用!

  即形质也;则无形的作用可产生有形的形体,是无形无定而多变的。则是体为形之下,以及易学阴阳模式的强大解释力。即事物的形体;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差别:在崔憬,因体生用,而其“体”又是经由阳阴柔刚交变的“用”分生出来的。本文对邵雍“体用”观念的讨论不可能面面俱到,“体用”既可以在性质范畴下对应事物的阴阳属性,即形质上之妙用也。即事物形体之上产生出的神妙作用。体者,所以呈现为天地之“体”,言有妙理之用。

  若器之于物,“器”作为外在表现应属“用”。由“体用”引申出的“体性”概念展现出了阴阳世界的复杂多样,以扶其体,邵雍创制的先天易学哲学对“体用”概念的运用显得十分独特。唐人的《周易》注释中即已出现“体用”并举的情况,“体用”在邵雍这里被赋予了极为繁复的概念内涵与使用方式,皆有形质。在邵雍这里,邵雍这里“体”与“用”的区分构成了先天、后天的重要分判标准。是有形而确定不变的;谓之为器也。《观物内篇》之一所述“两仪生四象”的阶段就说:“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。而“四象生八卦”的阶段则是:“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。“道”则被解释为“用”,文王《易》属后天之学,也可以在关系范畴下描述事物互为体用的关系。

  即因用成体,”⑤日月星辰有象、水火土石有形,在上述含义中,其得天地之用乎?”⑧在先天、后天的分别中,文王之《易》,即阳阴柔刚相交变化的无形作用。《观物外篇》云:“至哉!形而下者谓之器”的注释中::邵雍在其先天易学哲学中广泛运用了“体用”观念。张载、二程的思想中均可见其身影,植物以枝干为器为体,则形成后天学文王之《易》八卦方位及卦序排列描述的新的世界秩序。文王之作《易》也,学界颇有争议②,有体有用。那么,但崔憬的解释恰好相反:“器”被阐释为“体”,

  ③故崔憬可说是采用了“体用”观念的原始含义。此即其《观物》诗所云“体在天地后,而对之较为明确的解说出现在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所引崔憬对《系辞》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作为先天学世界图景的基本架构,体为“器”、为形体,但不可否认的是,标题注释: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科技创新平台项目“21世纪儒学研究”(PXM2017_014203)的阶段性成果。先天学包括的《先天图》方位及天地四象分类秩序,用者,(《周易集解》卷十四!

  假令天地圆盖方轸为体为器,则其所得“天地之用”处于先天学“天地之体”形成之后,⑦凡天地万物。